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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古蘭經

關於古蘭經

Richard Preschel

通訊地址: rpreschel@gmail.com 。© 2026 理查德·普雷謝爾

摘要:本文透過批判性、語言學的視角,評估古蘭經的文本構成、語言起源及歷史形成過程。文中論證古蘭經本質上是一部「缺乏處境的文本」,其特徵在於斷續、非線性的結構,以及模糊難解的底層輔音書寫系統(rasm),若要理解其內容,必須高度依賴外部的聖經知識。本文援引當代語言學與歷史學研究成果,證實該文本的詞彙與主題絕大多數植根於晚期古代的異端猶太—基督教(具體而言為埃比奧尼派(Ebionite))環境,而非阿拉伯本土文化。此背景的證據在於,聖經人物在統計上明顯遠多於伊斯蘭先知,以及因將亞拉姆語(Aramaic)和希伯來語來源透過口頭傳承並改寫為古希賈茲(Hijāzī)方言,所產生的明顯敘事混雜與時代錯置。此外,本文檢視傳統遜尼派與什葉派的記載,以凸顯關於奧斯曼(Uthmanic)校訂本完整性、保存狀況及標準化等歷史上的不確定性。本文挑戰傳統伊斯蘭地理學觀點,結論指出:伊斯蘭源於北方的一場彌賽亞運動,其後才在阿拉伯半島落地生根,並在馬爾萬(Marwanid)王朝哈里發統治下正式確立為一種獨特的宗教;其留下的文本本質上晦澀難解,開放主觀詮釋,作為一份被剝離地理與敘事處境的晦澀文獻,其固有的模糊性使其主要發揮為一面映照多元讀者詮釋的鏡子。

 

語言與結構

 

古蘭經是一部艱澀且非線性的著作。其章節(蘇拉)大致按長短順序排列,而非依時間順序或主題編排,因此全書讀來並非連續敘事,且經常在同一段落內轉換主題、受眾、人稱及時態。穆斯林修辭學家將其中許多轉變視為一種刻意營造的雄辯修飾—即「伊爾蒂法特」(iltifāt,指人稱、數或時態的修辭轉變)手法。尋求敘事流暢性的讀者,則會將這些轉變視為敘事的不連貫。

 

批評家有時會彙編經文中的語言錯誤目錄—薩米·阿爾迪布(Sami Aldeeb)統計出超過2,500處錯誤,其中包括真正的詞彙歧義;拼寫不一致;正統誦讀傳統(qirāʾāt)之間的差異;前述的修辭性人稱與時態轉換;以及偏離後期古典規範的語法特徵。其中若干可能屬於該語言早期階段的痕跡。

 

其詞彙中蘊含大量源自亞拉姆語、敘利亞語和希伯來語的外來詞,尤其體現在宗教術語方面。這並非近期或具爭議性的發現:主流學術界早已確立此觀點—亞伯拉罕·蓋格(Abraham Geiger)於1833年便已提出,亞瑟·傑佛瑞(Arthur Jeffery)則於1938年進行了系統整理。這些內容主要源自猶太—基督教埃比奧尼派的環境—透過原本以亞拉姆語和希伯來語撰寫的文獻傳承下來。

 

一旦手邊備有這些來源語言的資料進行閱讀,其中部分痕跡便顯而易見。術語「ḥanīf」—古蘭經用以讚許純正亞伯拉罕一神論者的詞彙—其詞根在基督教亞拉姆語(ḥanpā)中原本意指相反的「異教徒、外邦人」;這種語義顛倒正揭示了亞拉姆語—基督教底層的影響。而在古蘭經83:19中,最高天界被稱為「ʿilliyyūn」—正如阿爾迪布所指出的,歐文(Irving)將其譯為「至高者/諸天」,而毛拉納·穆罕默德·阿里(Maulana Muhammad Ali)則譯為「至高之處」—這個詞源自閃語系表示「高度」的詞根ʿ-L-W,且與希伯來語「ʿelyon」(「至高者」)同源。這個象徵神崇高地位的希伯來文名稱,就深植於阿拉伯文文本之中。

 

值得說明的是,為何此類解讀值得重視。薩米·阿爾迪布在其譯註中,直接運用了聖經與《米示拿》(Mishnaic)(《塔木德(Talmudic)》)的希伯來文,以及亞拉姆文、敘利亞文和通用希臘文—讀者只需翻開他的註釋部分,便能驗證這份廣泛的語言學涵蓋範圍。無論是傳統派還是修正派,關於古蘭經起源的大部分辯論,都是在缺乏此類專業能力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那些爭論此議題的人往往忽略了其中的閃米特語底層。

 

根據最近的語言學研究,現存的輔音文本似乎反映的是希賈茲的阿拉伯方言,而非敘利亞或伊拉克的北方阿拉伯語。這並未削弱古蘭經內容源自北方猶太—基督教背景的論點;反而強化了該論點。倘若產出這些文本的運動南下進入阿拉伯半島,且需要讓阿拉伯受眾以母語接受這些啟示,那麼將源自北方、以亞拉姆語為根基的素材轉化為希賈茲方言,正是人們所預期的。其起源可以是北方的,而語言卻是刻意採用希賈茲方言。

 

猶太—基督教內容

 

就整體而言,古蘭經主要由源自猶太—基督教背景的素材構成,這些素材透過最初以亞拉姆語和希伯來語撰寫的文本傳承下來。其詞彙與主題絕大多數源自猶太教與基督教經典,而非阿拉伯文化環境。僅需簡單統計人名,便能一目瞭然。

這兩極端的對比令人驚嘆:摩西被提及171次,穆罕默德卻僅有4次。希伯來聖經中的人物—摩西、亞伯拉罕、諸先祖、約瑟—連同耶穌和馬利亞,充斥於經文之中,而伊斯蘭先知卻幾乎未曾以本名出現。

 

既然古蘭經是以阿拉伯語「降示」和「啟示」的—「阿拉伯語」一詞本身就出現了十一次—為何它對猶太人的祖先以撒(17次)和雅各(20次,另有一次以「以色列」之名提及)的著墨,遠多於對阿拉伯人祖先以實瑪利(12次)的論述?這部以阿拉伯人母語寫成、專為阿拉伯人而作的經典,卻將絕大部分篇幅用於闡述以色列的血統。

 

穆罕默德·阿里·阿米爾-莫埃齊(Mohammad Ali Amir-Moezzi)與紀堯姆·戴伊(Guillaume Dye)所強調的一項特徵,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古蘭經—用一句已成為史學界陳詞濫調的話來說—是「un texte sans contexte」,即「缺乏處境的文本」。它並非直接敘述聖經的故事,而是對其進行隱喻,並預設聽眾已對這些故事有所了解;阿米爾-莫埃齊指出,古蘭經的每一頁都充滿了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典故,並不斷將自身定位為摩西與耶穌的信息的延續。若要讓人理解並遵循,它需要讀者從外部帶入這些聖經知識。

 

然而,其背後的基督教並非帝國教會的正統教義,而是晚期古代近東的異端基督教:具有亞流派(Arian)色彩的反三位一體思潮、幻影說—該學派主張基督僅是看似死亡,這與古蘭經對釘十字架事件的否認幾乎如出一轍(古蘭經4:157:「他們並未殺死他…只是讓他們以為如此」) —埃比奧尼派、東方教會、聶斯托利派(Nestorianism)以及埃塞俄比亞教會,連同那些偽經福音書。阿爾迪布的譯本經常指向這些偽經材料:例如嬰孩耶穌在搖籃中說話,或用泥土捏出活鳥等情節,其背後皆源自嬰孩福音書。讀者即使未曾閱讀過這些偽經,也能理解古蘭經的內容,但其中所描繪的耶穌無疑正是這些傳統中的耶穌—一位人類的彌賽亞與先知,而非道成肉身的神。關於馬利亞的記載也展現出相同的印記:古蘭經保留了馬利亞的童貞與神蹟生育,但從未稱她為「神之母」—這正是聶斯托利派所拒絕的稱號(Theotokos)—因為一個並非神的耶穌,不可能有一位懷有神的母親。同樣的背景也體現在「雙角者」(Dhūl-Qarnayn,古蘭經18:83—86—94)的形象中。此人物指的要麼是亞歷山大大帝,要麼是但以理書8:20所提及的居魯士(Cyrus)大帝—該經文提到兩隻角,其敘事緊密遵循約於629—636年間撰寫的敘利亞基督教《亞歷山大傳(Alexander Legend)》,這部文獻幾乎與古蘭經的問世同期。

 

有兩處經文具體展現了「缺乏處境」在實際中的含義—這些地方將二手資料混雜或錯誤拼接,留下了明顯的接縫。

 

馬利亞與米利暗(Miriam)。古蘭經稱馬利亞為「亞倫的姊妹」(古蘭經19:28)及「伊姆蘭(Imrān)之女」—伊姆蘭即希伯來聖經中摩西、亞倫及其姊妹米利暗之父亞姆拉姆(Amram)。因此,耶穌的母親被賦予了摩西之妹米利暗的家族背景,而這兩位女性之間相隔約一千年的時空。這兩位同名者—馬利亞姆(Maryam)與米利暗實為同一名稱—已被混為一談:這正是當聖經敘事透過口頭傳承並經重新詮釋,而非直接從文本閱讀時所產生的失誤。

 

母牛。古蘭經中最長的章節(《母牛章》(al-Baqara,古蘭經2:67—71))其名稱源自於將摩西五經中兩項截然不同的儀式融合為一。民數記19章中那頭灰燼能使人潔淨的紅母牛,與申命記21章中那頭被折斷脖子的母牛—即針對未破案的謀殺案所規定的儀式—被融合在了一起;事實上,隨後的經文(古蘭經2:72—73)轉而論及一名遇害者,以及用以釐清其死因的一頭母牛。其結果與任何一項聖經儀式均不完全吻合。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註釋家毛杜迪(Maududi)在闡釋此段經文時,自己便援引了聖經來源,並引用了民數記19:1—10。大馬士革的約翰(約675—749年),作為最早討論古蘭經的非穆斯林作家之一,曾特別點名將這章單獨列為一本獨立的書:

 

這位穆罕默德寫了許多荒謬的書,並為每一本都取了標題。例如,有《婦女》一書,還有《餐桌》一書、《母牛》一書,以及其他只配引人發笑的著作,鑑於數量眾多,我想我將略過不提。

他立法規定男女皆須行割禮。他還命令他們不可守安息日,也不可受洗。雖然他允許信徒食用《律法》所禁止的某些食物,卻又命令他們戒絕《律法》所允許的某些食物。他還絕對禁止飲酒。

 

哈曼(Haman)。古蘭經將一名為哈曼的人描繪為法老的大臣,並稱他建造了一座旨在直達摩西之神的塔(古蘭經28:38、40:36—37)。但聖經中的哈曼是以斯帖記中波斯王亞哈隨魯(Ahasuerus)的大臣—這發生在摩西之後一千年的時間,且屬於另一個帝國—而那座塔則屬於第三個故事,即創世記11章所記載的巴別塔,其歷史甚至比摩西更為久遠。三個獨立的敘事被融合為一。這並非一種敵意的解讀:《伊斯蘭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of Islam)》本身便記載,古蘭經將「哈曼」這個名字與法老聯繫起來,是「由於與亞哈隨魯王大臣之間至今仍無法解釋的混淆」,並指出該敘事是「因對以斯帖記及巴別塔故事的錯誤記憶」,而對出埃及記所作的改寫。

 

掃羅(Saul)與基甸(Gideon)。在古蘭經2:249中,掃羅(Ṭālūt)的軍隊在進軍對抗歌利亞時,於一條河邊接受考驗:飲用河水者被淘汰,未飲用者則被保留。在希伯來聖經中,這項「水之試煉」屬於基甸(士師記7章),他是數代之前另一段故事中的不同領袖。掃羅的故事已被與基甸的故事融合,而整個敘事則被附加於進軍對抗歌利亞的事件之上。

 

三位一體被詮釋為「聖父、耶穌與馬利亞」。古蘭經駁斥三位一體論時,記載真主問耶穌:「你是否曾告訴人們,要將『我和我的母親』視為『除真主之外的兩位神明』?」(古蘭經5:116)—彷彿這三位是「聖父、耶穌與馬利亞」,而非正統教義中的「聖父、聖子與聖靈」。這極有可能並非單純的誤解,而是針對某個真實異端教派的回應:即科利里迪派(Collyridians)。四世紀的埃皮法尼烏斯(Epiphanius)曾描述該派將馬利亞奉為神明並向她獻上糕點,而此類行為在阿拉伯地區亦有確切記載(加布里埃爾·賽德·雷諾茲(Gabriel Said Reynolds)在其註釋中指出了這層關聯)。古蘭經並非在曲解正統基督教,而是針對當時其所處世界中實際存在的、崇敬馬利亞的基督教所作的回應—這本身正是其所處社會環境的印記。

 

以斯拉(Ezra)。古蘭經說:「猶太人說,烏扎伊爾(ʿUzayr)是神的兒子」(古蘭經9:30)。烏扎伊爾即希伯來語的「以斯拉」,他是從流亡歸回的文士,聖經中有一卷書以他的名字命名。主流猶太教從未將他神化,因此這節經文常被視為杜撰。然而,撒馬利亞人和猶太人實質上擁有相同的《妥拉(Torah)》和相同的希伯來語,彼此很容易被混為一談;而阿爾迪布—他本人即為撒馬利亞人後裔—記載了一項撒馬利亞傳統,其中確實存在一個將以斯拉奉為神的教派。依此解讀,該經文並非捏造,而是一種真實的教派信仰,被準確地記錄下來,卻因撒馬利亞人與猶太人之間的界線模糊,而被錯誤地歸因於「猶太人」。這與古蘭經中將「猶太人」一詞寬泛地用於整個以色列族群的現象如出一轍—而前述關於金牛犢的撒馬利亞人,正處於這個族群光譜之中。

 

除了這些混淆之外,還存在著時代錯置的現象—某些人物、族群及習俗被置於它們根本不屬於的世紀之中,這源於記憶與口述的殘留,而非源自固定文本的詮釋。在摩西時代,一位撒馬利亞人(al-Sāmirī)鑄造了金牛犢(古蘭經20:85—95),盡管撒馬利亞人作為一個民族直到多個世紀後才出現;一些穆斯林注釋家意識到這一點的困難,因此將該詞解讀為「撒馬利亞人」以外的其他意涵。法老在摩西與約瑟的時代威脅要處以釘十字架之刑(古蘭經7:124、20:71、12:41),盡管釘十字架作為處決方式,直到大約公元前六世紀才有所記載,遠比這段時期晚得多。亞伯拉罕的父親名為亞撒(Azar)(古蘭經6:74),而聖經則稱他為特拉(Terah)。這兩種稱謂皆是傳統透過記憶跨越語言與文化鴻溝時所留下的痕跡。

 

書寫體與文本的歧義

 

最古老的手稿採用的是不完整的書寫體—即「拉斯姆」(rasm,指僅保留輔音骨架的書寫形式),既沒有用以區分許多輔音的點號,也沒有元音標記。因此,二十八個阿拉伯字母中有二十三個在孤立出現時具有歧義,而一個書寫骨架可能支持多種讀法。這正是導致特定詞彙與句子原始含義存在不確定性的真正根源。整個「qirāʾāt」(經文誦讀傳統)學科,正是圍繞著這些字母骨架的不同發音方式而發展起來的。若誦讀者僅持有純文字文本,而缺乏伴隨其誦讀的音韻指引,便會發現其中許多內容難以確定。

 

對文本完整性的疑慮

 

當今穆斯林使用的經文,是與哈里發奧斯曼相關的校訂本。傳統文獻記載,奧斯曼曾編纂一套標準經卷(mushaf),並下令焚毀其他異文抄本,以終結關於誦讀方式的爭議。據傳,一位聖門弟子伊本·馬斯烏德(Ibn Masʿūd)曾拒絕交出他的經卷。奧斯曼遭暗殺—而傳統文獻本身也保留了對他的敵意:他被詆毀為「焚燒古蘭經者」及「篡改古蘭經者」,這項指控正是導致他遇害的怨恨之一。薩米·阿爾迪布直言不諱地指出:奧斯曼篡改了古蘭經,而哈夫斯(Ḥafṣ)是個說謊者。

 

此次校訂並未確立單一的誦讀版本。目前仍有數種誦讀傳統被視為正統。由哈夫茲(承自阿西姆(Āṣim))傳承的誦讀版本是多數穆斯林遵循的版本,並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印行;摩洛哥則遵循瓦爾什(Warsh)的誦讀版本,蘇丹則遵循杜里(al-Dūrī)的誦讀版本。他們的經文總數有所不同—哈夫茲約為6,236節,瓦爾什約為6,214節,杜里約為6,204節。這些總數的差異主要源於各誦讀傳統在不同的分節點劃分經文,而非某種誦讀傳統的經文內容實質上比另一種多出許多。

 

阿爾迪布針對哈夫茲提出另一項重點。這位其誦讀方式被多數穆斯林遵循的哈夫茲,卻被聖訓學者—其中包括伊本·哈賈爾(Ibn Ḥajar)—評定為一位薄弱且不可靠的聖訓[關於穆罕默德言行的記載]傳述者,其中便包括伊本·哈賈爾在內。一個在某個領域被排除在傳述者行列之外的人,卻在另一個領域被信賴為經文的主要傳承者。傳統學說對此的回應是,可靠性應按不同領域分別評估:誦讀傳承的基礎在於廣泛的平行傳承鏈(塔瓦圖爾[tawātur],即透過許多獨立途徑的大規模傳承),而非取決於某個人的品行。

 

除了傳承問題之外,傳統文獻本身也保存了相關記載,指出經文的篇幅曾比現在更長。

 

遜尼派方面:

 

•           據記載,《同盟軍(al-Aḥzāb)章》(古蘭經33章)現有73節,但據傳其篇幅曾長於擁有286節的《黃牛(al-Baqara)章》(古蘭經2章)—這意味著現今已遺失超過兩百節經文。此記載由蘇尤提(al-Suyūṭī)收錄於《伊特坎》(al-Itqān)一書中。

•           《悔罪(al-Baqara)章》(古蘭經9章)現有129節,據傳其篇幅曾與《黃牛章》相當;據某些記載,現今僅存其中一小部分。

•           早期禮拜中使用的兩篇短章—《哈夫德(al-Ḥafd)章》與《哈爾阿(Khalʿ)章》—雖見於歸於烏拜伊·伊本·卡阿布(Ubayy ibn Kaʿb)的名下抄本,但未收錄於現存經文之中。

•           據布哈里聖訓記載,歐麥爾(Umar)曾主張一節「石刑經文」曾被誦讀,但現已不在經文之中。該傳承透過「誦讀廢止」(naskh al-tilāwa)學說來解釋此類情況—即某段經文曾被誦讀,但後來被撤回。

 

什葉派方面:

 

•           庫萊尼(Al-Kulaynī)(卒於941年)在《卡菲(al-Kāfī)》中傳述一則報導,指出加百列向穆罕默德帶來的啟示包含一萬七千節經文,而現存經文則約有6,236節。

•           同一來源提及法蒂瑪(Fāṭima)的一部手抄本,據稱其中包含現存經文所沒有的內容。

•           法伊德·卡尚尼(Al-Fayḍ al-Kāshānī)(卒於1680年)認為現存經文不完整且編排混亂,且遺漏了阿里之名。

•           部分什葉派人士指控奧斯曼刪除了提及阿里的段落,包括兩部據稱被刪除的章—《威拉亞(al-Wilāya)章》與《努萊因(al-Nūrayn)章》。

 

主流什葉派學界否認經文曾遭篡改(taḥrīf[文字變更]),並視所謂缺失的章節為捏造;這些記載雖收錄於其正典彙編中,卻未被視為教義。最終留存的觀點既狹隘又難以駁斥:該傳統自身的文獻來源既保存了關於經文曾有變動的記載,同時也保留了經文得以完整保存、未經更改的教義。

 

經文的來源

 

古蘭經實際上既未提及麥加,也未提及耶路撒冷。「麥加」(Makka)一詞僅出現一次(古蘭經48:24)—阿爾迪布等人認為這是後世插入的—而「巴卡」(Bakka)—一個通常被視為麥加異名的詞彙—則出現一次(古蘭經3:96);耶路撒冷及其後來的阿拉伯名「庫德斯」(al-Quds)則完全未見蹤影。對於一部傳統上被認為是在麥加撰寫且以麥加為主題的經典而言,這種沉默著實引人注目:經文幾乎未記載任何當地地理特徵—街道、山丘、周遭的細節—而這些正是植根於某地之作品所應展現的特徵。帕特里夏·克羅恩(Patricia Crone)在《麥加貿易與伊斯蘭的興起(Meccan Trade and the Rise of Islam)》一書中,推翻了可能將敘事錨定於該地的經濟假設:傳統所言的伊斯蘭前麥加貿易大城,經證據檢視後並無實據可循。至於最早期的清真寺,其朝向並非統一,而是分散於不同方向—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早期穆斯林社群缺乏地理與數學手段,無法精確確定遙遠地點的方位。

 

那個唯一的異名值得我們仔細探究。巴卡(古蘭經3:96),傳統上被視為麥加,讓人聯想到詩篇84篇中的巴卡(Baca)谷:

 

那些投靠祢、心繫朝聖之路的人有福了。

他們行經巴卡谷,視其為泉水之處,彷彿初雨已將祝福傾瀉其上。

 

—這是猶太人前往耶路撒冷聖殿朝聖途中的驛站(阿拉伯語wādī al-bukāʾ,阿爾迪布將其連上ḥaytal-mabkā,即「哭牆」)—而邦內-艾馬爾(Bonnet-Eymard)將相鄰經文(古蘭經3:97)中的「殿」解讀為耶路撒冷聖殿,而非克爾白(Kaʿba)。依此解讀,古蘭經中關於聖所的表述原本指向北方—即聖殿—在傳統將其遷至麥加之前。巴卡也可能指耶路撒冷附近一處生長著名為「巴哈」(bakha)之樹的谷地。

 

然而,該文本所承載的其實是一個埃比奧尼派猶太—基督教的世界觀,而其語言則為這種現象的成因提供了線索。近期語言學研究—馬林·范·普滕(Marijn van Putten)與艾哈邁德·賈拉德(Ahmad al-Jallad),後者將其底層方言稱為「古希賈茲語」—已從古蘭經自身的韻律與拼寫中證實,其輔音文本反映出一種與後期誦讀傳統所用的古典阿拉伯語不同的希賈茲阿拉伯語。例如,聲門塞音(hamzah)的缺失,便是隱藏於文本底層的希賈茲語特徵;而誦讀傳統後來卻在該文本上強加了這種該方言原本不曾存在的聲門塞音。這顯示出其成書過程具有層次性。在第一層中,埃比奧尼派猶太—基督教文獻—原本以亞拉姆語和希伯來語撰寫的聖經及禮拜經文—被自由地轉譯為希賈茲阿拉伯語:並非杜撰,而是翻譯並重新潤色,這正是造成上述內容混雜與接縫的原因。在後來的層次中,更多材料被編寫成相同的希賈茲語體—此時該語體已成為一種確立且備受尊崇的經文語調—使得新增內容能被視為與先前內容渾然一體。依此解讀,文中少數明確提及麥加及穆罕默德之名的痕跡—全文中該名字共出現四次—屬於那個後期的在地化層次;因此,阿爾迪布將其視為後人插入的內容。

 

這大致是帕特里夏·克羅恩(Patricia Crone)所提出的觀點,我也採納此說:伊斯蘭源自七世紀近東一個埃比奧尼派的猶太—基督教彌賽亞運動,古蘭經的內容是在該環境中成形,其後才在馬爾萬王朝哈里發統治下,被置於阿拉伯的地域背景之中。拉方丹(Lafontaine)等人亦指出早期伊斯蘭貨幣的特徵。在征服後的數十年間,哈里發國的硬幣上仍保留著十字架及其他基督教圖像;到了七世紀末,在阿卜杜勒·馬利克(Abd al-Malik)統治期間,十字架逐漸被抹去—其橫桿被削去,僅剩一根光禿禿的桿子—並以明確的伊斯蘭銘文取而代之,其中包括「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Muḥammad rasūl Allāh)」這一表述。最早鑄有該公式的硬幣是在耶路撒冷鑄造的。根據這項證據,新宗教的獨特身份並非自始便存在,而是較晚才透過有意的規劃而逐漸成形。

 

結論

 

由於古蘭經被視為真主完美且未經篡改的聖言—在世界創造之前便已被創造,甚至未曾被創造(!)—因此多數信徒會在其中所含的排版錯誤、謬誤及純粹的胡言亂語中,尋求深藏的神秘價值。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1332—1406)是個例外,他謹慎地寫道:穆罕默德身邊的人,以及效法他們的一代又一代人,是用他們自己的書寫體來書寫古蘭經的,而這種書寫體的品質並未得到穩固確立。

 

古蘭經是一部令人摸不著頭緒的文本。它既未提供任何處景脈絡,也未指明其來源;篇章編排支離破碎,連字詞本身都存有疑義,因此對於那些期待這本書能傳達單一意涵的讀者而言,它顯得難以理解。這恰如安徒生童話中的《國王的新衣》:一種眾人被期待要欽佩的華美,卻無人敢承認自己看不見;因為若承認文本晦澀難懂,便會被視為不配閱讀它。因此,那些聲稱已讀懂古蘭經的人,實則在自欺欺人—他們重複的只是被要求說出的讚美之詞,而非他們實際領悟的真義。正因文本本身不具備既定的意義,它便成了一面鏡子:任何人都能讓它說出自己想要的任何話語,並將自己的倒影稱為「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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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翻譯自Richard Preschel的在線文章「About the Qur’an」

https://www.academia.edu/168031519/About_the_Qu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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